船续前行

每次看费里尼的作品，都大呼不愧是大师啊，然后就要缓好久，这次看船续前行也是如此啊，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极致的精良耐人寻味。

先是黑白默片致敬无声时代，然后渐变成彩色片子，把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和贵族，因为送葬一代名伶的骨灰，聚在了一艘船，通过一位记者，把他们再串联起来，这已经是一个众生相了！ 没想到还加入了难民同船，这又加入了不同的阶级视角，更是把这帮贵族和艺术家的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爱的小船模型、有点怀疑泰坦尼克号的导演是不是借鉴了这部片子，因为到最后，大家高唱歌曲，从容不迫，然后才下船。 第一顿吃饭，厨房里的镜头特别快，而餐厅里却特别慢，一下子对比就出来了，贵族艺术家们的悠闲，是需要厨房里多少人的紧张与忙碌，才能得来的啊。 音乐真是无国界啊，靠着音乐大家跳起舞来，原来的界线也打破了！ 众位歌唱家观看锅炉房时，大家飙歌，感觉人家唱得都好好听又好轻松啊，此外就是当时整牙业还真不行，有几位演员要么缺牙，要么有龋齿。 是不是导演在每部作品里，都会安排一个遗世独立有些精灵仙气一尘不染的女性角色啊？ 对于战争偶然性的思考，最后只剩下了穿着轻便的记者和一只曾经奄奄一息的犀牛，在海面上渐行渐远。

对电影的自反，对逝去黄金时代的缅怀，对众生相的展现，对上层的嘲讽，对底层的同情，对政治的影射，对艺术的反思，对形式的把玩，还有一点点的自我投射……费里尼所有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这些元素，奇妙地融合在他这部知名度略低的晚年作品中。

看《船续前行》是一次如乘风出海般几番起伏的体验，因其三重变奏的主题不断变更着观者的预期。开场是默片的形式，接着声音加入，再然后是色彩；角色都登船之后，又是从默片初期的降格效果，沿着音乐的轨迹过渡到电影成熟后的24帧正常速度。费里尼用一个精妙绝伦的开场数分钟内凝缩了电影的发展史，但当你以为这部作品是关于电影或艺术的自反时，关于逝去的叙事主题被费里尼经常使用的旁观叙事者悠然道出。于是又是他驾轻就熟的众生相展示（现代舞传奇皮娜·鲍什在此也扮演了一位带神秘色彩的盲人公主角色）。看似深情的，歇斯底里的，醉生梦死的，不可理喻的，轮番登场，几分嘲讽，几许冷漠，观者就和那底层的工人一起，如看戏一般，在涡轮的轰鸣声中看着上层的艺术家们争奇斗艳。本以为那逝去的一代歌姬会是时代的隐喻或叙事的麦格芬，但电影的走向既没有走向缅怀式的抒情怀旧，也没有走向情节剧式的暗潮汹涌，塞尔维亚难民的突然出现，又将这艘大船引向了一战背景下的政治投射。关于阶级与政治的暗线在此隐秘勾连起来，直到那艘奥匈帝国的战舰出现，一番斡旋之后，船续前行。

此处片名的出现，如一个暗语般，主题由此翻转回复，塞尔维亚难民的交接，引出政治的暧昧与历史真相的不可知；葬礼、船沉，似乎又是关于昨日世界的可悲落幕。但费里尼狡猾地一下子把镜头拉出，镜头外忙碌的摄制组、那倍显刻意的拙劣棚景暴露眼前，第四面墙轰然倒塌之时，主题回到一开始的电影自反，但费里尼到底想讲什么？

这部作品展现出了丰富的多义性，在我看来是一次对艺术边界的再次确认，是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自嘲、自省与自勉。黄金时代已然逝去，艺术试图再现的历史充满不可知，而作为本体的艺术面对威权又是如此无力，费里尼对艺术的永恒与真实性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无论如何，在虚假的大海之上，记者（导演）依然愿意和臭不可闻的犀牛（存在/现实）船续前行，这或许是这部电影的片名背后，费里尼隐藏的真意。

20.11.13 资料馆 四星半 目前看了这么多部费费，这部里的他真的是最自信且最大胆的了：看，我用默片、有声、彩色的电影形式，甚至我还把我怎么拍的都告诉你，我的船都是模型，我的海都是纸做的，我的景就是搭出来的，但你依然没有办法学会我是怎样拍出这样子的电影来的，我有本事去虚构、操纵一段历史，你可以吗？ 其实正片以一代名伶的去世串起来的各界上流的反应以及面对塞尔维亚（巴尔干半岛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炸药桶啊）难民的种种态度或者对于大公身边三人成虎的批判都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真正精彩的，是在塞族青年把一颗手榴弹扔进船舱以后，大船开始倾塌，男人坐在水面逐渐上涨的船舱里摇着放映机，在“爱人”的影像里逐渐淹没；然而一个历史故事，竟然是以“引出真实的拍摄环境告诉你这就是虚构的”作为结局，更绝的是镜头又一转，一个记者试图载着一头黑犀牛驶离海面，这样的意境，以这么差劲的特效呈现出来都足以震撼人心，费费果然是拍结尾的一个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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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尔维亚难民把那枚土制炸弹扔进了奥匈帝国的军舰，当战火和硝烟弥漫在大海之上，当客轮和军舰都开始倾斜下沉，“终于引发了国际事件”——这是1914年6月10日，一段航行还没有正式宣告结束，冲突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便指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费里尼似乎为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版本，当事件趋向于灾难性结局，似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了见证者，可是，费里尼却及时制止了这种“在场性”：镜头被拉远，无论是战舰还是客轮，都成为了片场的一个道具，于是，摄像机出现在镜头里，摄像师在电影里走动，烟火师制造了硝烟弥漫的效果，一切都发生在摄影棚里，这只不过是一个电影的拍摄现场。

1914年的国际事件变成了摄影棚里的正在拍摄的电影，当第四堵墙被拆除，新闻的在场变成了电影的在场，正是“在场”的转变，费里尼让历史变成了一种艺术，而除了让摄像机进入镜头的形式意义之外，那个叫奥兰多的记者的离开也成为在场转变的隐喻，在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的时候，奥兰多就一个人躲在船舱里，一方面他对着镜头说着此行的经历，说着“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扔了土制手榴弹，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吗？”另一方面他换掉了衣服，穿上了潜水服，而当最后的镜头对准电影拍摄现场的时候，奥兰多却独自划着船，从海上离开，他依旧对着镜头说：“许多你见过的人都获救了，不幸的是我没有听到其他人的消息。”

这是一个为奥兰多的离开提供重要线索的一句话，那些获救的人自然指的是那艘豪华巨轮上的乘客，当轮船被战舰击沉，他们并没有死去，而是回到了摄影棚这个安全地带，但是，在获救的乘客之外，还有另一批人，那就是那些塞尔维亚难民，他们扔出了土制炸弹，他们坐着小船靠近了军舰，他们的命运难以逃离这场灾难。而这也正是费里尼将历史和艺术分开的一种做法，1914年的确引发了战争，无论这是不是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它都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费里尼没有将这个历史颠覆，但是那些本来送女歌唱家艾德米的骨灰到艾雷莫岛的乘客，却代表着艺术，他们获救就是艺术不死，而回到摄影棚便是艺术的在场。但是奥朗多的后半句话是“我没有听到其他人的消息”，也就是说，他独自离开代表着不在场，而这个不在场就是艺术的现场，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事件的记录者，他应该都在新闻现场，但是他缺席了——这看起来像是费里尼故意安排的一种结局：让艺术在场，却要让记者离开。

这里其实表明了费里尼对于新闻事件的三种维度，历史在那里发生，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却可以有不同的版本；记者看起来是真实记录了事件，但其实并不一定忠于现场，他可能是缺席的；而真正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在场却要依靠艺术，艺术家获救，就是艺术被重新拯救，于是在奥兰多渐渐消失在大海之上的时候，电影又慢慢恢复了黑白默片的特质，仿佛回到了电影的开头——从默片开始，到馍片结束，这就是一个艺术的世界，它在“船续前行”中开始了新的使命。

但是，奥兰多在划着小船离开时，为什么独独带上了那头犀牛？“犀牛奶是一流的。”奥朗多兴奋地说，犀牛是不会有奶的，它只是在奥兰多那里变成了一种获利的符号，而其实在整个航行中，这只犀牛代表着符号化的艺术观，甚至是一种僵死的象征。奥兰多是在船的底舱发现这只犀牛的，当时的犀牛躺在那里，有个船员在它身边哭泣，其实犀牛已经死了，人们说他害了相思病，认为犀牛还活着。之后那个叫多洛蒂的女孩说船上有一股臭味，接着大家都闻到了臭味，最终发现这种臭味是死去的犀牛发出的腐烂味，于是船长命令用铁索将死去的犀牛吊上甲板，然后用水冲洗。犀牛是船员的相思之物，所以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就像船上这些乘客对于女歌唱家艾德米的态度，他们是歌唱家，是艺术院的院长，是舞蹈家，但是他们也把已逝的艾德米看成是偶像：有人回忆艾德米第一次演出时的盛况，有人模仿着她唱歌，有人则守护着和她有关的物品，而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艾德米魂归故里，“她是伟大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如此赞叹。

艾德米已经香消玉殒，那些回忆、物品以及生前的影像构成了这些乘客的崇拜物，所以他们并未得到艺术的真谛，而是活在对于符号的崇拜中，而犀牛的隐喻也在于此，它已经死去，它正在腐烂，它散发着臭味，即使用水冲洗也无法让它活着。所以当奥朗多最后带着犀牛离开，费里尼要传递的观念便是：让在场的记者不在场，让艺术成为新的见证者，但是艺术世界需要的不是死去的犀牛这样的符号，而是一种充满活力、充满力量的存在，在拯救中开启新的使命。

这一次的航行完全可以看成是艺术新生的一种努力，在默片风格开启的叙事中，最先出现的便是艾德米骨灰移送到船上，从10号码头启程，是让她回归故里，当船正式起航后，默片风格就被彩色电影所取代，而在这个过程里，费里尼已经在拆除“第四堵墙”：有人走近镜头停留在那里，然后对着镜头开始说话；记者奥朗多也对着镜头，但是他一开始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告诉我，把消息发出去。”当奥朗多对着镜头亮出身份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一个闯入者，在所谓艺术家构筑的世界里，他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站在镜头前介绍船上各类乘客的时候，船上的服务员过来和他说：“你挡着道了。”于是奥朗多只好站在角落里，然后开始关注那些人，并抓住机会采访他们，为的是将“消息发出去”。

在整个航行中，奥朗多一直是旁观者，唯一一次介入其中作为主角的则是采访船上的奥匈帝国的大伯爵，“大伯爵如何看待国际形式？”像是在完成一个记者的使命，而大伯爵的回答是：“我们坐在悬崖边上。”对于这个比喻奥朗多似乎未解其意，于是又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让意大利进入水深火热之中吗？”大伯爵做出射击的手势，在没有回答的时候，奥朗多尴尬地说：“火山口，的确是一场灾难。”问和答在翻译作为中介的过程中完成，但是似乎“悬崖”这一比喻变成了语言上的隔阂，奥朗多就是在这样的隔阂中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但是，这个多余的人，却也成为一个记录者，他看见了底舱里那些烧煤的工人，满身漆黑；他观察每一个“艺术家”，也发现了他们隐秘的故事；他见证了塞尔维亚难民被救上来又遇到了奥匈帝国军舰的追逐；当然，他也在冲突发生之后以职业敏感问出了“这会造成毁灭性灾难吗”这样的问题——费里尼让他“在场”，而且从一开始就让他对着镜头介绍，仿佛摄像机也成为记者的工具，但是这种在场的目的也很明确，因为那时候的艺术家还没有真正被唤醒，因为那时候的艺术就如那头犀牛一样，只是一种符号。

艺术家们自称是艾德米的忠实粉丝，也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卡弗瑞夫人雍容华贵，她总是模仿艾德米一展歌喉；两个老人用水杯演奏乐曲，争论着F调太高还是太低；福斯莱托能唱出让大家惊异的“海豚音”；马斯特罗讲述艾德米是从蜗牛壳的螺旋形图案中悟处了艺术的精髓，所以学着寻找升华的能量……但是，在所谓艺术的光环下，他们不仅拔高自己，也极力吹捧别人，甚至在隐秘处偷情：那个埃及带着的女人，就是他的情人；大伯爵的妹妹和大臣在无人的时候激吻；雷金纳德处处设防自己的妻子维奥莱塔，用奥朗多的话说是：“他和温顺的夫人、流言在一起”，果不其然，雷金纳德看见有水手从房间里出来，而维奥莱塔的解释是“他是来修灯的”，雷金纳德不信任她，用鼻子闻床上的气味，一会儿说：“你是个妓女，我不能忍受了。”一会儿又抱住她的脚，“你是我的女王。”

这些艺术家的虚伪似乎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自视清高的他们和底层人民之间的隔阂才是艺术不在场的表现。他们看不起船上的工人，甚至鄙视他们，他们的客房都在上层，就像他们自以为的社会地位一样，所以当那些锅炉工想要听他们歌唱时，卡弗瑞夫人站在高处俯视着他们，眼中充满了傲慢。当塞尔维亚人被就上船，这种隔阂便达到了高潮。这一群陌生人突然出现在甲板上，艺术家都在打听他们是谁，当船长告诉他们是塞尔维亚难民，他们因为战争流离失所，所有人几乎没有表示出同情，他们甚至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有人认为人太多了船可能会沉；有人则认为他们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有人索性建议船长用绳子将他们圈起来。

隔阂不仅仅是语言、种族意义上，更是一种固有的高贵和低贱的歧视，也正是从这种歧视开始，当在一条船上，当面对同样的威胁时，便转变为一种团结的力量，而这也使得艺术真正开始在场。船员们发现了大海上的一艘战舰，它正向客轮靠近，通过旗语的交流，军舰是奥匈帝国的，他们命令将这些塞尔维亚难民移交给他们，船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军舰继续威胁，大伯爵终于出面，军舰答应到达小岛之后再处理。在这个缓冲过程中，出现了一幕：在甲板上的塞尔维亚难民在夜晚开始唱歌跳舞，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艺术之美，而住在上层的这些所谓艺术家第一次成了观众，在倒置的关系里他们发现了另一种艺术，于是大家开始走向甲板，开始融入其中。当艾德米的骨灰运到了小岛并举行了仪式之后，奥匈帝国的军舰开始发动了进攻，此时，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塞尔维亚难民开始站在一起，他们高唱着战斗的歌，用艺术的力量对抗着坚船利炮——那个叫多洛蒂的女孩也奋勇地坐上了塞尔维亚难民的小船，和一见钟情的塞尔维亚小伙一起，走向真正的战斗。

“我们不会交出他们！”从最初的歧视到后来的融合，这是艺术的力量，没有了偶像崇拜，没有了种族差别，没有了语言问题，他们唱起的是内心的歌，他们激发的是反抗的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才彻底死去，艺术才真正在场，所以在没有了犀牛、没有了记者的现场，费里尼又把历史放置在艺术中，甚至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在面临毁灭性灾难的时候，只有音乐、电影这样的艺术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才能在“船续前行”中创造另一个世界。

对电影逝去的时代怀着戏谑的感伤，古怪迷人的艺术家们与为了剧情推进而设置的政客与难民，前期带着一贯的暧昧色彩，对艺术的热爱盖过了阶级讽刺色彩。那些微小的古怪在费里尼的操控下是如此迷人。最后他在与观众的玩笑中展现了一个相当戏剧化的传统结局：艺术家对新时代的抗争取得了胜利。然后立即向下转入现场拍摄，告诉所有人：“假的,全是假的！”“我也不知道结局！这都是我随便拍出来的！”费里尼一个人载着那只对旧时代思念万分的恋爱的犀牛，在大海中随意漂泊。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费里尼在暮年时对待电影态度的展现。